據媒體報道，為優化全省創新生態，山西省進一步擴大事業單位用人自主權，事業單位招聘急需緊缺專業人才可通過直接考核方式進行，不將大學排名作為限制性條件，不搞學歷“一刀切”。

　　近年來，求職市場上的院校歧視時有發生，單純以是否屬于名校而對學生進行等級劃分，讓一些畢業生連公平競爭的機會都難以獲取，以致“同等學力不同等待遇”，顯然不利于人才的競相迸發。要知道，這樣的用人導向傳遞至高校，必將損害高等教育的結構優化及多元發展。山西省的事業單位招聘明確規定不得將大學排名作為限制性條件，給予所有高校畢業生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既是以人為本的體現，也是尊重教育規律、實現社會公平的應有之義。

　　毫無疑問，現代化應該給全社會增加福利，而不是只增加少數人的福利。求學經歷是一個人能力的重要體現，有能力的人完全可能就讀與能力相稱的學校。不過，在實際工作中，也確實存在高分低能的現象。眾所周知，很多不太出名的高校同樣具有優勢學科和品牌專業，不乏優秀教師乃至名師傳道授業，亦不乏潛心向學的優秀學生，很多自考、專升本的畢業生同樣不乏真才實學。一般來說，在衡量人才時，不能僅看求學經歷，更不能把就讀學校的名氣當成唯一指標。事實上，國家相關部門從來沒有對高校進行過排名，以民間機構排名來判定畢業生質量，很容易造成“相馬失之瘦”。根據《教育部關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好2020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要求招聘時不得發布“性別、民族、院校、學習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歧視性信息”。山西省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形式的就業歧視，體現了將就業公平真正落地的示范意義。

　　實現公平就業，必須突破歧視陋俗。在探究歧視的原因時，美國經濟學者阿克羅夫指出，歧視作為一種社會習俗，與形成穩定的經濟結構關系具有相容性。原因在于，當歧視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習俗、傳統或不成文的規范，對某一群體的歧視成了一種普遍的做法，這種歧視的非正式制度不僅會促使有偏見的人采取歧視行為，而且會迫使本來不愿意歧視的群體采取歧視行為。當前社會上對人才的認識有很多誤區，在人才的觀念上出現了“暈輪效應”，把認知對象的某些清晰而明顯的特征或品質加以放大，掩蓋了認知對象的其他特征或品質，往往會影響認知的準確性，使認知發生偏差，導致招聘歧視和人才浪費。從根本上消除就業歧視，要立足于法律法規的完善，在制度和法律層面規制畢業生就業，以剛性手段糾正學歷歧視的行為。當務之急，在市場自發調節的同時，還要通過立法加強政府的人為干預，維護勞動者平等就業的權利。

　　選英雄莫問出處，降人才不拘一格，才是正途。不同用人單位的崗位需求是不一樣的，能夠給予的待遇也迥然不同，招聘標準及招聘程序不該“一刀切”，更不能盲目進行“院校崇拜”，而應當綜合考量、分類施策。長遠看，唯有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參加角逐各類職位，不唯學歷、不唯資歷、不唯身份，才能維護更多人的發展權益，在更廣泛的范圍內選拔更多優秀的人為社會所用。當然，非名校學生也要正視客觀差距，從自身找原因，加倍努力，積極進取，而不是怨天尤人。

　　(作者系河南信陽師范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