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青年報》報道，賣菜大叔老劉16歲的兒子劉浩(化名)闖下了大禍，他將老劉銀行卡里近160萬元全部打賞給一名直播平臺的主播，這些錢原本是老劉為盤下一家菜店而向親友東拼西湊來的。不久前，天津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這起未成年人通過網絡直播平臺進行高額打賞引發的合同糾紛案件。經過多番溝通協調，當事雙方達成庭外和解，直播公司返還了近160萬元。

　　未成年人打賞要“應退盡退”

　　打賞是用戶對主播付出的肯定，只要打賞時用戶沒有受到欺騙或脅迫，事后就沒有后悔藥可吃。不過，有一個群體除外，那就是未成年人。因為未成年人沒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他們在判斷力、自控力等方面存在不足，屬于受法律保護的弱勢群體。進一步說，在未經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未成年人沒有資格拿別人的錢去打賞。

　　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二)》明確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未經其監護人同意，參與網絡付費游戲或者網絡直播平臺“打賞”等方式支出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款項，監護人請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返還該款項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有了這條規定，在上述案件中，涉事直播平臺或許是知道官司打下去自身并無優勢，所以才以有利于原告的協議達成庭外和解。此前，要求直播平臺全額返還未成年人打賞的難度不小，有些直播公司甚至要求提供未成年人轉賬的視頻，這對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而言，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作為監護人，父母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在長達3個月的時間內，160萬元從卡里不斷流出，監護人竟然毫無察覺，說明其對子女管教不足。一是沒有培養孩子正確的金錢觀和消費觀，使得孩子對160萬元這樣的數額缺乏概念，不能及時止損。二是家長日常陪伴不到位，使孩子長期缺乏管理和引導，沉迷于游戲和直播。當然，也正是由于移動支付的便捷，才使得這些問題被充分暴露出來，不過，若想根本解決，家庭教育是最根本的一環。

　　直播公司不可能對未成年人打賞的現象一無所知，也不會沒有技術手段予以規避，有的直播公司之所以百般推脫和抵賴，更多還是出于利益考慮。現在不少網絡直播平臺都上線了“青少年模式”，但有的只要輸入密碼，該模式即可輕松解除。略顯脆弱的防范機制，說明直播平臺伸出來接受未成年人打賞的手，并沒有徹底收回去。

　　為了避免“青少年保護模式”流于形式，監管部門應當對直播公司和游戲公司提出更高要求。譬如，強制要求執行“注冊實名認證+支付前人臉識別”的雙認證系統，只有注冊用戶信息和人臉識別相匹配時，方可成功打賞。此外，還可以要求出現類似糾紛時，直播公司承擔舉證責任——如果不能證明是成年人打賞，那么就應退款。如此，才可一定程度上避免未成年人借用他人身份打賞，給未成年人提供一個更加健康的娛樂環境，避免發生類似糾紛。

　　(作者宋鵬偉，原載《北京青年報》，有刪節)

　　不妨給充值打賞一定的“后悔權”

　　近年來，未成年人投入巨款充值玩網絡游戲、給主播打賞等現象屢見不鮮。這類現象源于青少年非理性消費，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大多數缺乏自控性，經不起誘惑。

　　針對未成年人進行游戲充值、打賞網絡主播所引發的糾紛，最高人民法院今年5月給出了明確意見：當未成年人參與網絡付費游戲、網絡直播時支出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款項，如果監護人請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返還該款項時，人民法院應予以支持。該意見為相關糾紛提供了依據，但司法實務要兼顧各方權益并遵循法定的程序，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審理糾紛。現實中，很多家長都陷于舉證難的困境，并且還面臨繁冗的訴訟程序和不菲的訴訟成本。上述天津案例，雖然通過訴訟要回了打賞款，但并不是裁決，而是調解。

　　無論是游戲平臺還是直播平臺，充值或者打賞，都是一種合同消費行為，遵循平等自愿原則，但同時也應給予非理性消費一定的保護。在網絡消費中，就有七天無理由退貨的“后悔權”設計。該制度在確定之初，有曾有人擔心會被濫用，但事實證明，無論是非理性消費還是惡意“后悔”，都是極少數。其最大作用，是規避了很多糾紛與矛盾。

　　同樣，作為糾紛解決的預置規則，在游戲充值與直播打賞上，也可以嘗試應用。例如，游戲充值某種程度可以視同預收費，如果賬戶即時的余額超過一定額度(如1000元)，賬戶使用人有權要求退還超出部分，如此既可以給未成年人天價充值以返還的簡便通道，同時不會影響到平臺的正常運營。至于直播平臺，在界定合理打賞額度的情況下，賦予用戶對超額部分的“后悔權”。比如，24小時內同一平臺累計打賞超過1000元的部分，用戶在7天內可以要求退回，如此既可以防止天價打賞的發生，同時也有助于規范直播平臺亂象，減少靠挑逗、引誘等方式騙取打賞的現象。

　　(作者木須蟲，原載《信息時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