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弟有心，一直珍藏著父親遺留的幾本書，其中有一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還有一本《農業生產手冊》，都五十多年了，品相還很好。二弟說：“其實還有大疊糧票，但不知弄哪兒去了。”
　　
　　翻開《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父親的圈畫清晰可見，最后一篇還作了旁注，有“71.2.23學習”“回家全部看完”等字樣。我猜測，那一天，那么年輕的父親，參加單位的集體學習，結束后領了任務：下次作匯報交流。
　　
　　我看過父親的檔案，“文化水平”一欄標的“初小”，即“小學四年級及以下”。記得奶奶說，父親上過村里的學堂，但主要還是后來當兵入伍接受的文化教育，“懂了一點兒字一點兒墨”。退伍后，父親被安排在人武部門，成為公社干部。
　　
　　一輛自行車、一個干糧袋、一把駁殼槍，這是父親的工作裝備。作為人武部門干部，父親除了民兵訓練、征兵、邊防這些日常事務，還需下鄉服務農業生產。這本“福建省革命委員會農業局編”的《農業生產手冊》，應該也是單位配發的“公社干部必讀書”。
　　
　　手冊厚達730多頁，我前前后后翻了幾遍，未見父親的一畫一筆。父親只是翻翻便放下了嗎？這是有可能的。父親自小就學會各種農事，身體是農民的身體，語言是農業的語言，動作是農具的動作——下鄉服務，這些“童年經驗”剛好用得上。
　　
　　父親并非不信任“書本知識”。每每下班回家，架好自行車，藏好駁殼槍，父親就翻開干糧袋，掏出糖果、餅干，有時還有幾份報紙雜志。20世紀80年代以后，父親調到縣里某部門，帶回家的讀物多了一些。那時我已經高中畢業，在一所鄉村學校做代課教師，工資微薄，但還夠閱讀支出。縣城的報刊門市部，從此多了一個“富有”的讀者，除《名作欣賞》之外，《寫作》《讀書》《詩刊》《星星》《小說選刊》《福建文學》……每期遇見我都買。那是多么“六畜興旺”的雜志時代啊！
　　
　　多年以后，讀以色列“國寶級作家”阿摩司·奧茲的書，其中一本是他和他的女兒、歷史學家范妮亞一起寫的《猶太人與詞語》，我像父親那樣，作了圈圈畫畫，有兩句是：“失去了神龕與燭臺，留下的只有書。”“當你從集體滅絕和大屠殺……里逃生時，你只帶著孩子和書。”
　　
　　父親的書，兩本足夠。有“哲學”，有“農業”，這地就不會荒蕪。感謝二弟許我帶走，我把父親的書，和我的“作家證”一起收在書房的抽屜里。一些朋友對“作家證”嗤之以鼻，我自珍惜。天養詩，詩寫天。那是我一字一字讀出來、一句一句造出來的。狄金森說，“沒有一艘船能像一本書……那樣，把人帶向遠方”。作為“血統文本”，父親的書，是船，助我轉身成海，讓我懂得了在滿紙風雨交加的修辭中，給一條河回信，為一陣花落回頭。
　　
　　（作者系詩人、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編輯）